撰文 | 廖曦雯香港股票杠杆
维姆·文德斯的最新电影《完美的日子》以生活在东京的清洁工丸山为主角，在一种近乎纪录片的视角下，展现了这个没有任何家庭生活的中年男子极其规律、简单的生活。每天固定需要清扫的公共厕所与相应的工作流程、休息时间的公园小憩、下班后前往饭店与公共澡堂，除了睡前的阅读以外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休息日去冲印胶片、去洗衣房清洗衣物、去熟悉的小酒馆小酌几杯……这部电影以东京这一高度发达、节奏迅猛的现代都市为背景，却以丸山的生活切片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自外于当代资本主义“工作-消费”的无尽螺旋的可能性。
电影《完美日子》
在电影的结尾，丸山在经历一些小波折后又回到日常的轨道中，他再次独自开着自己的小面车去上班。这一天他选择的“开机”音乐是《I Feeling Good》。随着音乐逐渐趋向高潮，看似平常的丸山逐渐落泪，这部电影所传达的那种微妙的情绪也在这一幕得到了放大和升华。走出电影院后，行业各异、消费观也千差万别的观众们将难以忽视这部电影最终抛出的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样简单的劳作、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满足，真的可以实现？
展开剩余89%无论是就电影文本还是就文本外的广泛社会现实而言，这显然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对于从事着一种“工作批判”（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作的批判）的观察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仅是可以变得简单，而且是必须变得简单。
对工作的批判何以必要？在《星期五不上班》中，威尔·斯特朗援引了“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的观点：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人类的必要劳动时间将大幅减少。只要经济持续增长，生产所需的人力劳动时间将越来越少，每周工作时间将继续缩短，也许到2030年（即凯恩斯预言的“一百年后”）会缩短到15小时左右。
凯恩斯的乐观设想与当代社会的现状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别。如今人们面对的工作市场，充斥着以“996”为代表的加班文化、普遍存在的隐性加班要求，甚至是“灵活就业”与零工经济压力下的无从选择……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劳动者们甚至无法保有20世纪数次抗争下的宝贵遗产——双休日，更别谈去争取更短的工作周。工作时间的漫长与休息时间的不足，始终位居所有关于工作的吐槽与抱怨的中心，同时也引发了更多普遍的社会问题。
当努力工作不再必然意味更好的生活，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或者，换以一种提问方式，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都到哪去了？在斯特朗看来，凯恩斯的误判在于低估了“经济理性”，在于忽视了生产力大幅提升后“分配的具体政治”。哪怕今天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整体的所需，生产技术的进步极大地缩短了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发展所带来的利润、所节省出来的工作时间，不可能自然地导向一种公平的分配。相反，它们会马上被用于投入新一轮的生产与消费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秩序得到反复加固。斯特朗在书中多次提醒读者，一周五天工作日在历史上是经过数次斗争才得以写入法律并推行的。
在《对工作说不》中，大卫·弗雷恩则作出了更精辟的总结：“迫使我们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劳动的不再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不可避免的严酷事实，而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使可用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分配不均衡，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以延长工作的寿命。”
对斯特朗、弗雷恩来说，对工作（特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为了工资而从事的活动”）进行批判的需要，首先来自于我们当下所处的严峻的社会现实。我们所有人都被迫将自己绑在名为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提高的滚滚车轮上，在精疲力尽地榨干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时，却反而陷入一种赤裸裸、空落落的境地。而当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失去一切意义感而想要逃离时，会发现我们既没有后路，也没有任何替代性的选择（试想Gap year作为一种真实的选择是如何在中文语境中变成了Gap day的戏言）。
无可否认，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真实的物质现实与社会认同需要而工作着。在缺乏其他保障的情况下，没有工作或失去工作可能意味着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加倍窘迫，甚至是双重的绝望。在如今经济下行与失业人群扩大的背景下，一个人无论是在邻近的社群还是匿名的网络中抱怨自己的工作条件或待遇，都可能招来声讨甚至是谩骂——“你这样已经很好了”。但这也无法“取消”这样的现实：在失业、待业人群扩大的同时，各个行业的劳动者不得不在更少的薪酬和更糟糕的条件下完成不减反增的工作量。
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无法兑现承诺的工作市场感到不满或怀有愤怒，无论是无法找到工作的人，还是正在做着一份不尽如意的工作的人。心理上的焦虑、抑郁、意义感缺失、麻木甚至绝望，身体上疲惫、过劳、形形色色的职业病，人际与情感关系上的疏离、冷漠……工作的代价在某些时候已经渐渐超过了它能给我们带来的报酬或其他好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好处已经沦为一种微不足道的补偿，工作也由此沦为一种苦役。
在这种情况下，休息日与假期成为人们在工作暴政下保有自主性的最后一道阵地。然而，对于许多职业而言，借由许多新技术（尤其是即时通讯技术）或纯粹是出于满足工作量的需要，休息日往往也会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成为工作日的一种延伸。休息日不再意味着全然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再意味着放松身心、发展个人兴趣爱好或拓展生活可能性的机会，而只是为了使劳动者经由短暂的休憩之后再度投入高强度劳动的最短中转时间。
正如弗雷恩所说：“这些针对工作的批判强调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人们本应用于参与政治活动、沉思、欢聚和庆祝，以及自发享受的时间，纷纷被资本自由对商业生产和消费的狭隘关注所取代。”这不仅以损耗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与生活为代价，同时也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的环境与资源为代价。
消费主义的视角：为什么我们必须工作？“既然你觉得工作这么糟糕，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这是我们在尝试对工作进行批判时可能会遇到的责难。这个问题可能还会导向一种自我责难：“只能做这样糟糕的工作，会不会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隐含了一种将结构性问题过度个人化的思维陷阱。在要对工作问题进行严肃的批判性思考，就必须学会掌握一种更偏向社会学、结构性的视角。
为什么工作愈发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而被排除在外的人往往会被污名化，被追究其自身的责任？《星期五不上班》《对工作说不》《在工作中迷失》这三本书的作者从英国的社会背景出发，以不同的论述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剥析。通过将许多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工作相关的“自然信条”重新历史化，这些有志于工作批判的作者希望破除那些与工作相关的看似坚不可摧的观念，教给读者一种社会学的视野与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当人们能将这种社会学的视野和思维迁移运用于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时，也许就已经踏出了工作批判的第一步。
在这些作者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与福利国家政策的倒退可以说是如今一切工作问题的关键所在。前者的影响不仅在于经济层面，它同时也再造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工作文化与工作伦理。这使得工作愈发成为一种“自我剥削”：从大学阶段对“就业力”的压倒性关注，到就业后“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等等持续不断的压力……
除此之外，在《对工作说不》中，大卫·弗雷恩分享了一种尤其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与观点，那就是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切入工作问题：
“随着现有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创造以及商业领域此前从未商品化的生活领域的扩张，任何因生产力增长而赢得的潜在自由时间的收益，将被资本主义重新吸收。因此20世纪及以后的资本主义故事，并不是一个将人类从工作需求中解放出来的故事；相反，它是一个围绕用后即弃的消费品的制造、分销和市场营销制造出大量可疑的在从前并不必要的工作任务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闲暇如何尽可能被转化和服务于消费的故事。”
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前文提出的问题：“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都到哪去了？”弗雷恩认为，资本主义代理人迫使我们只能以更多的消费来接受这些生产力增长带来的红利，而不是其他可能的形式，如更多的闲暇时间。
如今，我们每天都见证着当代资本主义层出不穷、无孔不入的营销方式。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被切割为一个个环绕着光环的商品，消费者陷入“越多越好”“越新越好”的陷阱，无处不在的广告每时每刻都在诱惑人们通过消费来彰显与维护自己的文化品味、生活趣味……所有这一切将消费主义与工作教条联系在一起：你工作是为了赚钱买你需要和想要的东西，是为了过上你想要的生活。于是，过度消费就成为了对过度工作的一种看似合理的替代性补偿（很多时候，几乎是唯一的补偿）。
但这看似无缝衔接的“赚钱-花钱”链条，却往往使得我们被人为制造的、虚幻的需求与欲望所绑架，离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而只是成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的循环——“消费主义形式的快乐，只能以更为根本的不满足为代价才能体验到。”例如，当你想要开始养成一种更健康的饮食习惯后，你的手机就会逐渐收到各种APP精准的推送：各种减脂餐和减脂食物的推荐；各个以健康饮食、健康生活为卖点的博主，每一条精彩的视频或图文都链接着特定的商品……所有这一切都会制造出一种幻觉，仿佛拥有了这些商品，你就能自动过上一种真正的健康生活。而实际上，你的购买只是获得了一种定义，一种象征性的满足。另一方面，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大程度上首先意味着规律的用餐时间与免于各种“科技狠活”的新鲜原材料，但这两大基础却早已被从一些工作者的生活中给排除或剥夺了。
在弗雷恩看来：“市场对个人的包围以及随即而来的消费需求的扩大，是使资本主义得以调动起来，对抗工作时间减少的可能性的主要机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一度为我们提供了选择：是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还是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我们如今未经选择地被带向了后一条道路——“堆积如山的商品埋葬了人人安逸休闲的乌托邦生活”。
尽管这三本书在标题上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非常简单直接、富有情绪感染力的表达，但实际上三位作者在切入工作问题时无不选择了一种社会学的立场与视野，他们在进行分析、质疑、批判、设想的过程中，关注的始终是将个人的困境与情绪表达导向结构性的批判思考和可能的社会变革。
自嘲为“牛马”“马喽”，想要躺平、摆烂，高喊“诗与远方”、“人生是旷野”，所有这些迅速流行又迅速消退的表达告诉我们：意义的和自主性的缺乏，会助长反抗的渴望。“雇佣工作这样的功能性社会角色永远不可能与被迫身处其中的复杂立体的人等同，因而总有一部分自我会溢出社会角色，并希望挣脱出来。”
人们希望拒绝工作，是因为如今的工作不仅无法提供人们生活所需的安全感、意义感、联结感、成就感与自主性，甚至还隔绝了以其他方式获得这些满足的可能性。同时，这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正在以巨大的社会与环境代价将我们带向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未来。
但当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自己正在做的事感到疏离、厌恶甚至愤怒时，我们同时应该尝试去了解、去思考，如何可能将个人的困境与更广泛的文化和结构性力量联系起来。正如这些批判者所强调的，社会学的视野与想象力有助于使我们脱离原子化的困境，超越被动忍受羞辱的境地，成为自觉的批判者。获得批判的视野与力量，夺回对理想生活的定义权和想象力，寻找更广泛的社群或社区联结，才是我们夺回自我、夺回生活的正确方向。
作者简介廖曦雯，华南师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现居深圳。每天都在梦想着做四休三的下班积极分子，比起水更需要魔法的园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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